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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书法的其中一个原则是“内大恶讳，小恶书”“外大恶书”。对祖国或父母之国总是爱之深，责之切，这乃人之常情，故此在措辞和用语方面，自然就有所保留，而不是火力全开，直言不讳，这是圣人至情至性的表现。隐讳国内大恶，只写国内小恶和外国的大恶，目的是要先自我检讨，内无大恶，然后才可对外治理其他国家的大恶。美国目前国内问题一箩筐，高企的通膨、两党的撕裂、种族和枪支问题等，却还不断对国外指指点点，己身不正，如何正人。以下举例说明这种书法的特征。
黑手推动而成
庄公八年有三笔如下的记录，“正月，师次于郎，以俟陈人、蔡人。”“夏，师及齐师围成，成降于齐师”“秋，师还”。这三笔的记录主语都用“师”，不写国名或人名，但《春秋》王鲁，主语都是鲁国、鲁君和鲁国卿大夫，这里的“师”自然就是鲁国的军队。正常的书写本应是“公次”“公及”“公还，却故意隐去鲁侯，这就是“内大恶讳”的笔法。这三笔记录讲的是庄公联合几个国家，会同其杀父仇人之国齐国，讨伐同姓诸侯，而且暴师于外九个月（春夏秋三季），最后无功而还，这无疑是“无名黩武，非义害人”。
内大恶虽讳，亦有不讳者。桓公二年，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这里用“以”，表示宋的内乱是鲁桓公造成的，因为“以”字表示“内为志”即鲁侯的意愿。“成”是指宋乱本不会成事，而是桓公强行干预而形成的。这种情况就有如所罗门群岛2021年的动乱，其实是澳洲干预制造而成的，西亚国家的颜色革命也是美国的黑手推动而成，如出一辙。
事态严重只好直书
其次，一般言“会”，都不会记录结果，这里报告结果，表示事关重大，因为往后各国接连发生的篡弑事件，都是由此会开始的。如果按“内大恶讳”的原则，本不应书“公会”，这里却直书不讳，是因为桓公的大恶，其他侯国不能纠正，反而与他合谋制造宋国的动乱，是人道之大变。
两者同是大恶，其差别在于前者出师却无法灭人之国，事有不成。后者却将宋国搞成内乱，还对往后形成恶劣的影响，所以虽同为大恶，故此在书写上有所不同。
兹再举一例加以说明。“隐公十年，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取邑为小恶，无需记日期。然而一个月内鲁国却连取两城，事关重大，所以《春秋》特别将日期写入，以便让人知道这是一个月内连续发生的事情，借此批判鲁国背义尚诈，结党肆暴的行为。所以《谷梁传》认为：“贪利不仁，故谨其日”。依据《春秋》书写原则，鲁国的大恶本该隐讳，由于事态严重，只好不避讳而直接书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