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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吉:最後一任通訊記者

在小鎮長大的孩子,在鄉下長輩口中,都是沒有名字的。向不熟悉的長輩介紹自己是廖朝驥,或朝吉,他們一臉茫然,一說是“阿廖的兒子”,他們就恍然大悟。所以當賴偉明來我家時,向我父母介紹自己,都說“我是阿萍的兒子”。阿萍阿嬤是我媽的鄰居,彼此都是新遷入新的花園排屋。舊雨新知,言笑間,喝了兩壺香茅茶、兩壺咖啡。過癮。新港村長李紀武先生,話鋒一轉,提到自從永平老通訊員邢福順先生逝世以后,新的通訊員都不再那么熱絡,主動來採訪地方新聞。“有活動,找不到記者。自己放fB宣傳就算了。”

 “通訊員”或“通訊記者”,是報界為了鄉區記者人手不足的一個編製,申請者一般是地方上的文人或是教師。

 馬華作家馬侖先生回憶他那段力拼副業的日子,為了多拿幾家報館的通訊,借用兄弟、內人的身分證,申請多家報館的通訊員,化名多個筆名撰寫地方新聞。通訊記者寫新聞稿服務地方讀者,稿費是微薄的,地方的商業廣告,如商號開張、受封、紅白事或是商訊等,才是主要收入。然而隨著通訊員退休,原來這些新聞稿的稿費以及廣告收益,現在不受落了,多個新村找不到人願意擔任通訊記者。就算找到,他們只是視為一份“兼職”工作,也沒有馬侖先生那一代通訊員的華社情懷。

讀報是種情懷

 馬來西亞華文報人協會出版的叢書第四集《媒體春秋》,我從老南洋柯金德先生手上購得一本。由于都是報界先進的回憶文章,記述他們在報館的工作以及點滴,文字功底好,生動。馬侖的回憶文字也在這本書中。


 60年代《南洋商報》開辦“新聞訓練班”,招生條件苛刻,應征者上千人,只有百余人入選。當年對記者工作的嚮往,應該是大多知識青年的首選。經過一年的培訓后,還得經過一項考試,按照成績分成甲、乙、丙級。這個級別也是薪水的分級,甲級280元,乙級240元,丙級200元。當時的《南洋商報》還真類似科舉制度,拔尖子,行績效制。

 我與圖書館負責檔案以及報刊掃瞄的專家談過舊報紙保留的情況,她曾有個比喻:“在這個時代,讀報是種情懷。”從上個世紀中期開始,隨著電腦文書以及排版的技術發達,原來在報界裡不可或缺的“打字員”、“排字員”、“校對員”,已經走入歷史。

 雖然面對地方通訊員的缺乏,報館也辦了短期的新聞撰寫講座,邀請地方的華人社團代表出席學習,鼓勵讀者直接供稿。讀報除了知天下事,也想知鄰里事,這份親切感,是他們繼續讀報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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