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买了机票，准备今年4月到平遥古城玩。1月5日，我把槟城鹰阁医院一篇题为“中国发生类似沙斯的肺炎”的文告转发在家庭群组，劝她们不要去中国，可以的话更换机票。

我万万没有想到，身在千里之外，一名马来西亚人，对于发生在中国境内的事，比起一般中国人更为清楚、而且来得警觉。

就这个时间点上，我们来看看病源区武汉：1月19日，武汉百步亭社区举办万家宴，有四万多个家庭参加；1月20日，举办“浓浓中国风，暖暖江城情”2020春节武汉时光活动，20万张文旅惠民券开放免费预约，市民可于大年初一到十五免费游览黄鹤楼、东湖灯会、东湖梅园、欢乐谷等文旅景区。

武汉人犹如生活在一个平行世界，不知大难将至。

正当专家追溯最初的病例，或许可以上溯至11月，中国政府怎么在这个把月，就人命关天的疫情毫无作为？那个在记者会把口罩戴反了的市长周先旺说了：针对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时，地方政府只有在授权之后才能披露信息。

在中国如此森严的官僚体制，周先旺有胆量瞒上吗？如果他不敢，这条消息又是被谁压下、什么时候压下呢？我们知道，这在中国将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箱，永无见天日的一天。

从中汲取了什么教训？

另一个黑箱，就是谜一般的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为什么会有一大批染有病毒的野味，同时出现在此处？我们知道，就中国大城市四处遍布的CCTV，人脸鉴识器，建立在民众之间的情报体系等等，是谁经营的野味档口、货源供应有什么、由谁供应、从何捉捕而来，应该早就查得一清二楚了，如今却没有更多相关的消息。香港病毒专家管轶去了，碰了一个软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早就封闭清洗，气得他撂下一句：“犯罪现场都没有了，如何破案？”

为此，当有些境外专家考证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并非是单一的传染源，立时有人穿凿附会，说此事与研究高危烈性病毒的武汉P4实验室有关。中国方面马上出来辟谣。然而，一贯的讯息不透明，成了中国体制的软肋，也成为“质疑病毒”的攻击点，这包括香港乃至外国许多医学专家预测，如今官方公布的确诊人数，大大低于实际情况。

隐暪和怀疑，相互而生，也是这场疫战最艰难的部分。

当疫情结束了，人民只记得政府治疫的高效率、医护人员奉献牺牲的可歌可泣，中国政府和人民从中汲取了什么样的教训？我们可以参照17年前的沙斯事件，极度相同的事件，为何一再发生。

谁来监督才是问题

这是偶发性的错误，又或是在其他的重大事件上，会一再地被复制吗？当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力，乃至其庞大的人口流动量，再也没有关起门自我解决的“重大内政”。成为强国的代价，就是凡事透明、受到国际社会的监督和检验，否则就此次武汉肺炎，谁来为不幸成为疫区的国家打抱不平？谁来保证他们的免受波及？

每当提及中国当前体制的一些不足时，常遇到一些朋友立即反驳：“中国要管理14亿人口，难道要采取美国民主的那一套吗？”如此粗糙、不假思索、不可挑战的立场常常让我无语。这个世界，不是单纯的二元对立，东方和西方对立、中国和美国对立、集权和民主的对立，真正聪明的一方，是撷取各家所长，广为己用。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自古奉行的图腾，不是镰刀和铁锤，而是太极阴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连白天和黑夜，也不是完全的对立，为此在交接衔合的时候，才有破晓和黄昏的彩霞。我们都知道，那是一天之中最绚丽的时刻。

所以，当媒体自由、讯息透明，成为当今社会最大的监督力量，我不明白为何如斯的建议，就是无理地要求中国改制西方民主。集权不是问题，谁来监督、问责集权，才是问题。

我的父亲是一名骨子里的老共，我小的时候，每天夜里他关了杂货铺，用一辆铁马推着我回家，教我唱〈打铁歌〉：“叮叮当，叮叮当，一打铁二打钢，三打毛镰四打枪。”父子俩就这样一路“叮叮当、叮叮当”地唱着回去。每次提笔写到中国的议题，我就想起慈父，因为我是他家中唯一的信徒。

我曾问他，中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他来来回回叙述的，都是抗日英雄的悲壮。那时的父亲和我，无法想像现今的中国，无论发生好事歹事，央视主播一律精神抖搂对着镜头说：“中国再一次缔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中国如今的好与不好，都不是我们可以想像和了解的。

唯一不变的，历朝历代，中国的领导人都不好当。眼下习主席应该是最辛苦的了。我常想，每每夜深人静，主席难得有独处时刻，想着要统治这么大的一个帝国，14亿人口的祸福全系于他一身，应该也有几许的无奈和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