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观杰目前从事自媒体工作，主要在知名Youtuber的工作室中负责策划节目内容、撰写节目脚本等，而内容多以对时下社会议题评论为主。除此之外，偶尔会接下不少文案，还到大学去为学生们分享有关马华文学的知识与心得，可谓拥有多重身分，离不开与文字朝夕相处的生活。至于文学创作，邓观杰坦言扣掉繁忙工作时间后，自己只剩下周末周日两天能够写作。由于写作并不是他的正职，更不是用来养活自己的一种途径，因此现阶段的写作动机，更多时候视乎自己的心情而定，而非过往那般严格规划自己的方式。

万挠，是在那个极为偏僻的城镇，在那个没有电影院、书店的时代，当地也就只有社区图书馆能够与文学沾上边。那是他中学的时候，也是第一次，真正开始接触文学。在社区图书馆的一角有威利斯的科幻之境，另一边却是金庸的武侠世界，通俗又杂乱的文学作品，倒是让邓观杰开始意识到这些都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升到高中后，基于自己与文学的机遇，促使他从生物学的轨道中脱离而出，毅然踏上了中文系的道路。
有关文学创作的一切，还得从踏足台湾开始说起。那是邓观杰的起步点，他走入了文学的世界，也与马华文学越走越近。邓观杰先是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同乡，也走入了资源十分丰富的图书馆，相比起万挠镇上任何一处，都不及他当下的环境，能够让他更了解自己的祖国、家乡。
读着读着，自己却反倒想成为写作的那个人，邓观杰于是在大一的时候写下了人生第一篇小说——《搬家》，并荣获第12届花踪新秀小说奖。

本地缺乏栽培写作人体制

谈及过往写作的经历，邓观杰说道：“很多人在刚开始踏入文学创作的阶段时都会试着模仿作家写作，并会萌生出一种‘看起来很简单，我也可以’的想法。当时我比较幸运，获得了文学奖，然后就误以为自己也能写。但老实说，这只是个阶段，到了后来就会发现写作并没有那么容易。”

邓观杰认为，现今的年轻作家热衷于写作并将作品投到各个文学奖，实属良好的风气与现象。然而，在这些年轻作家中都存在一种观念，即过于看重奖项的得失。他也坦言，自己当初倘若没有获得文学奖，或许也不会有继续写作的动力和心情，因为文学奖除了是写作人的机会与前途，更多的是一种肯定与鼓励。在邓观杰看来，文学奖固然对一个人的职业或兴趣有它的重要性，但文学的本质与文学奖相比有更多值得探讨的事情，而这也是一个人在脱离庶人状态下需要思考与面对的事情。

当然，提及文学奖所给予的机会与前途，那也是非常“吊诡”的一件事。台湾对于栽培写作人有着丰厚的资源及条件，且有着一套相对完整的体制及流程，这在马来西亚是看不到的。邓观杰以亲身经历举例，他早期在马来西亚获得文学奖，先出席了格外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也获得了主办单位所给予的奖金，但那一刹光辉却停留在了颁奖典礼的舞台上，自此黯淡，也没有了后续。反观自己后来在台湾获得文学奖后，很快的便有相关行业的人员前来接触自己，并陆续得到了文字接案、采访作家、稿件撰写等等的机会。待时机成熟后，还有机会接到出书的邀约，市场反应良好的话，机会便不会就此停止。台湾写作人便是这样，一直到后来甚至能够接下演讲及评审工作，由此受到广泛读者的认识及支持。

“《马华作家系列》这一年以马华作家的职业为主题，正好反映出马华作家几乎都不是全职写作者。我并没有要做出苛责，但在马来西亚几乎不可能找到全职写作者，它没有一个完整的体制，这是和台湾很大的一个差异。”

语言与文化的碰撞

“我写的东西，老实说，他们真的看得懂吗？我也很怀疑。”

马华文学给时下读者的刻板印象，多数与身分认同、民族创伤等课题难以脱离关系，如何定义马华文学的独特性，是马华文学中常有的纠纷与争执，甚至持续到现在也还未停止。自上世纪30年代起，马华文学中便开始有许多不同名义但性质相同的争议频繁掀起。有者认为，马华文学的条件是必须含有类似于印度人、蕉风椰雨等等马来西亚元素，这是对马华文学独特性最初浅的理解方式。邓观杰在此特别举例已故香港著名小说家刘以鬯，后者曾短暂来到南洋，并在期间书写了数部作品。有趣的是，刘以鬯在书写过程中，流利地使用了大量马来西亚口语式中文，但我们不会就此称他为马华作家，皆因表征符号是非常容易控制的写作方式，因此马华文学独特性相等于马来西亚元素书写的说法便显得较为薄弱。

“所以当要诠释马华文学独特性时，必然需要往更深处去挖掘答案，然而我没有办法回答。于我而言，它其实就是回应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的方式与答案而已。”

作为马华九字辈作家，邓观杰指出，当我们在马来西亚问题上用自己的方式回答时，它其实就是马来西亚独特性的彰显。这是非常抽象的一个课题，但归根究底，写作的重点不应该在于什么是马华独特性，而是应该怎么把东西写好。邓观杰也趁机套用已故诗人郁达夫曾在这个课题上所回应的方式，即只要南洋出现一个大作家，他的作品能够成为经典，便等同于马华文学及其独特性。

至于“好中文”与“破中文”的使用，是马华文学中两种支派的呈现。邓观杰认为，“好中文”即我们所理解的纯正中文，主要以古典中文为写作形式；而“破中文”则是我们较为口语化的用词，马来西亚华语即是典型例子。两者之间虽亦有分歧存在，但并不妨碍一位作者如何写好一部作品。邓观杰坦言，在写作的过程中，自己更倾向于“破中文”的使用。“好中文”的进入门槛非常之高，且作者需要对中国传统知识具备一定深度的认知与了解，并没有想象中简单。相比起“好中文”，“破中文”对于邓观杰而言更贴近他的生活经验，且他的审美偏好更倾向于一些残破、不漂亮的东西，因此他在写作上能够更舒服地去回应自己所面对的问题。

“这只是个人选择，最重要的还是，你怎么去写出一部好作品。”

故土与他乡之间

甫抵台湾的邓观杰披露，自己在一年间会回马来西亚数次，其余时间基本上都在台湾工作。呆在台湾已有10年的他谈及马来西亚时，承认自己与马来西亚的关系虽然不曾断裂，但事实上自己所关心的事情已经与马来西亚越来越有差距，甚至说马来西亚所发生的事情，在生活层面上已经不会对他造成影响。

“虽然会产生隔阂，但正因为如此，反而让我更清楚看到马来西亚正在发生什么，或是更清楚地去检视我过去的生活。”

一个人常年生活在某个地方时，长远的时间跨度必然会为他积累属于当地的生活经验，而这种亲身体验的经验，其实只是获得马来西亚经验的一种方式。碍于资源匮乏，邓观杰意识到自己不曾对马来西亚有所认识，直到他来到台大（台湾国立大学），碰上了对马华文学颇有研究的高嘉谦博士，同时台大还是台湾当中拥有最为丰富马华藏书地之一，让他对马来西亚另有一番认识。自己十七年在马来西亚生活的经验，却不及台湾让他对马来西亚有更深刻的了解，邓观杰对此提问：“所谓的‘马来西亚经验’，难道就一定得从马来西亚获得吗？”或许离开了一个地方后，才能让自己以不同的方式去真正地认识那个地方。

然而，“留台”对于邓观杰而言也是格外尴尬的一种处境。在他看来，有些同乡们十分急于被台湾这片土地所接纳，但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平日里还能和睦共处，但只要发生利益冲突时，从外地来的人们一般都不会被当成自己人看待，马来西亚也有十分相似的情况。以此可见，不论何时何地，要撕掉“外来者”的标签是十分不易的。马来西亚也有不少人对于“留台”之人有所意见，所幸台湾还是有许多重视文学及文化的平台，对于“留台”的社群很是友善，但身为一个在不同地方流动的写作者，不得不面对身分与处境上的各种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