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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香头埋在报纸里，看到“特定执法员装配摄录机”、以“打击公务员贪污与不当行为”的新闻，就扬眉冷笑一声：“想包二奶，十个录像机也没有用！”
这种“二奶论”的冷言冷语，相信是许多小市民的心声吧？
许多先进国家都有警员随身装配摄录机的措施，这种做法不但可以保护警察免遭诬蔑，也保护民众、避免警员贪污滥权，同时提高大众对警队的信心和声誉。
但是政府的这项建议，在马来西亚可行吗？
对许多曾经遭遇、见识过执法人员滥权和贪污的市井小民来说，应该都会举手举脚赞同吧。
个人在求学时候，就曾经试过在路上被警察“暗示”讨咖啡钱。
这种“暗示”，从身边亲友的遭遇来看，不外是诸如“Encik mau macam mana sekarang?”、“You mau saman ke tak?”、“Cik dah salah……Nak buat macam mana?”等试探，只要民众顺着警员的试探回应，结果就会是宗贿赂个案。
落实前须仔细孝量
为了解这种“被暗示”歪风在马来西亚有多猖獗，我给身边朋友们发了个WhatsApp短讯：“你可曾被警员要求／暗示行贿？若有，多少次？”
167位回应者（年龄30至60岁之间、来自全国不同周属）当中，84位（50.3%）说“Yes”；其中24位有两次经验，16位里各有三次和“非常多次”。假设“非常多次”是平均5或6次，那就是平均每人在二十或三十年间，就可能有一次“被暗示”的遭遇。
这种百多人的小小调查，不会有什么科学意义上的结论；但民众的遭遇，很多时候都和这个50%“Yes被暗示”的数据不谋而合 ──不管国内高官如何表面装饰警队的效率和公信力。
基于此，警员和其他执法人员随身装配摄录机的措施，的确应该是有助于防范滥权和贪污歪风。
建议归建议，回到现实里，在计划还没落实前，以下几点还是政府必须考量的：
（1）摄录机条例或SOP：什么时候该戴？如何确保执法人“记得”戴？如果没戴如何惩处？
（2）数据管理：那么庞大的档案数据，如何管理、储存？录像档案该存档多久？有没有技术人员可以专业管理和诠释档案？
致力怯除贪污乱象
（3）钱、钱、钱：这是最大问题。2019年1月，美国《Washington Post》报道部分警区已经弃用随身摄录机，理由是经费过于昂贵；我国有没有做好常年提供庞大经费，去进行保养、维修等常年程序？
第三点财务事项，在大国如美国已经被证明是个拖累财政的超级负担；据报道，平均每位装配摄录机警员的额外经费是大约每年三至四千美元；例如，Philadelphia警区的4000位警员，在2017年就耗费1250万美元，相等于每位警员约3125美元。
在我国，有没装配摄录机似乎还是次要问题；只要执法人员和高官们专业、道德和公民意识不高，那些害群之马总会有办法避开SOP程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进行“暗示”、“咖啡钱”和滥权行为，尤其是在马来西亚这种公务部门“维修、管理和保养”意识很差的国度。
当务之急，是从政治人物和执法高官们做起，只要他们有心致力于怯除国内贪污乱象，就有希望改善我国警察等执法团队的公信力，和维护国家及政府的良好声誉，反之，就如有心要找二奶的，不管太座如何密切监视，还是会想尽办法，绕过十个摄录机去金屋藏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