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写少年小说的作者该有某些形象包袱，我想我大概是最没有偶像包袱的那个，先别说自己有没有能力成为少年们的偶像和学习目标，我清楚自己距离这个“偶像”形象还很遥远。我只想忠于自己写小说，写自己想写的议题，比如：族群之间的分化与交融，少数全体的困境，社会议题…所以，当我一气呵成的把《我的好GAY蜜》写完，满足感过后的是无处发表的窘境。这是一篇属于马来西亚的小说，里头的对白也夹杂着马来西亚人才能明白的语言和方言。我当时候倔强地想，要是没有人要出版，我就带着这个初稿入土为安吧。

幸亏大将出版社的总编大人马保靖爽快的收纳，我们还不断配合其他方面的事，比如：校对、设计和书名。坦白说 ，这本书的名字不是我想的，设计也是，都出自大将几位编辑，成果超越我自己的想法，因此我深信，大将出版社里个个身怀绝技，这里卧虎藏龙（事实上这里还真的藏了两只猫）。

这小说在我最倒霉的那几年完稿，因此，当这本书临门一脚因为疫情而押后出版，我并无怨天尤人，反而觉得自己是拖累整条村的那个。实际上，同期完成的还有另一份研究报告，也是临门一脚而出版遥遥无期。大家的世界都因为疫情停顿。所以，疫情过后，这本书终于可以出版，我因为这一点点的感怀，致力配合宣传，甚至到台湾旅行时也找机会打书。我深懂，一本书的成功背后，作者除了“把小孩生下”提供文字之余，在宣传方面，还是需要不遗余力的，因为出版刊物如同孩子，大家需要一起照顾，才能茁壮成长。

【编辑（们）和我系列（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