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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與哲學必須回答兩大問題：宇宙與人生。前者包括宇宙生成論與本體論，例如天地萬物是怎麼來的？是什麼力量造成它們的出現？這當中又有什麼意義？后者包括人生這條路應該怎樣走，以及為什麼應該這樣走。因此，關于“人”與“人生”的探討，最后一定會觸及“人心”與“人性”的問題。
孔、孟認為“性善”，而且是“性向善”而非“性本善”。“向善”之性表示它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力量，力量是動態的，有大小強弱，也可以培養。這種力量其實是一種潛能，即潛在的能力或力量，可以透過訓練而發揮。
生物都有生理基因，它是基本遺傳單位，用來控制生物性狀的遺傳信息。意思是：如果這種生物的DNA是狗，它必長成一隻狗的外貌，並且行為表現都像狗：它喜歡啃骨頭、會吠會看門。
人也是生物之一，必然也有人的DNA，因此外貌上我們長成人的樣子。行為上呢？我們表現得像人嗎？這真是個大問題。首先要問的是：怎樣的行為表現，才合乎人的樣子？接著要問的是：為什麼是這樣子而非那樣子？
我們常說：某人“不像人”、他“人沒人樣”，其至說他“禽獸不如”。很顯然，我們對“人樣”有一些基本的、約定俗成的要求與共識。這些要求與共識，形塑自人類的傳統，而不同民族文化有不同的傳統。
中華民族文化如何看待“人樣”這件事呢？我們深受孔、孟思想的影響。“人樣”的來源是人性，孔、孟主張性善：人性向善。既然有此善性，“人樣”當然就是善人。廣義的“善”可以理解為“美德”；明確定義的“善”，指的是“人與人之間適當關係的實現”，例如子女對父母適當關係的實現稱為“孝”，而百善孝為先。為人子女若不孝順，那就沒“人樣”、“不是人”。
所有人際關係的“善”，都有一個共同的基礎，我稱之為中華民族文化的“道德DNA”，那就是“真誠”。四書《論》《孟》《學》《庸》都談到做人要真誠，因為真誠是所有人際關係之“善”的起點。我們對任何人都要真誠，而真誠從對待父母與兄弟姐妹等至親關係開始。
易言之，如果不真誠，“孝”和“弟”﹙悌﹚就不存在或淪為空談。然后由此往外推廣，對朋友要信、對上司要忠、對下屬要有禮、對人要敬和恕等，都是在真誠的基礎上，發展開來的人際適當關係的實現。
對中華民族文化而言，抽掉了“真誠”這項道德DNA，中華民族文化就不存在。對華人而言，抽掉了“真誠”這項道德DNA，我們就不是華人。決定我們是不是華人的，不是我們黃皮膚黑眼睛的外表，韓國與日本人也是如此長相。決定我們是不是華人的，在于我們是否真誠。
再擴大而言，孔、孟認為決定我們能否真正成為“人”的條件，不是身份的貴賤，亦非財富的多寡，而在我們能否發揮與生俱來的“道德DNA”。富貴等世俗成就，從來就不是智者哲人要討論的重點；“成為人”﹙成人﹚才是。
同樣的，只要肯虛心學習，我們會發現古聖先賢都給后人莫大的鼓勵。孔、孟給我們的鼓勵是：就“道德DNA”或“道德起點”而言，人人生而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