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一些政府大学最近几年在QS和THE世界大学排名节节上升，看似终于挨到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春天了。

但现实却是残酷的。

自2012年开始，每年的5月，澳洲墨尔本大学和国际大学联盟U21都会发表一份《全球高等教育系统实力排行榜》，以4大表现指标（共24项评鉴）来评估比较50个国家的学术、科研表现和环球竞争力。

前两项“资源输入”（Resources；拨给高教领域的公款比率）和“学术环境”（Environment；比如公平的大学政策、政府大学财务自主程度、女性教职员和学生的比率）指标，属于国家“输入”提供给大学生态的养分。

浪费国家公款

后两项的“学术成果”（Output；其中包括学术发表、对学界的影响力、持有大专文凭的国民百分比和失业率、科研人员数量等）和“国际和业界联系”（Connectivity）；比如和国外研究人员的合作关系）则评量输出“成果”。

大马在过去9年里（2012至2020），“资源输入”和“学术环境”的排行都在50个国家的前三分之一排名，两项指标平均名次分别是14.2和16.4。

尤其是大马的“资源输入” 势力强大，今年得分71.0排名第15；其中2013至2018更连续6年排名11-13，把比其他约三分之二的国家，包括澳洲（平均排名15.3）、香港（15.5）、英国（19.0）、德国、韩国、纽西兰、以色列、日本、爱尔兰、中国等高教强国，打得趴在地上。

但钱“足够用”并不代表钱能被“好好用”。

在“学术成果”和“国际和业界联系”这两项输出成果指标，大马都是在排行榜底下三分之一的垫底，前者平均排名35.0，后者43.6。

值得关注的是“学术成果”指标， 从2017年的39名、2018年的42、2019年和今年都是44，得分27.6，节节败退之余，今年侥幸赢了罗马尼亚、泰国、印度、墨西哥、印尼这5个国家。

在“输入”方面和我国比较输得灰头灰脸的三十多个国家，包括上面提及的那些高教强国，却在“成果”排行远比大马丰硕很多。此外，我们的“成果”第44名成绩也输给其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比大马穷、被大马视为落后国家的保加利亚（排名43）、乌克兰（42）、伊朗（41）、土耳其（39）和巴西（40）。

简白的说，是大马科研这门“生意”亏大本了。

笔者20年前在国内大学当研究生时，发现研究题目（探讨水果物种的基因遗传关系）和某政府M研究中心的项目竟然是一摸样的；据指导教授说，她的研究拨款来自科学工艺部IRPA基金，也不明白为什么M中心要和她抢做这项目。后来我把成果发表在一级学术期刊了，他们还是什么动静都没有。这种喜欢重复做别人的研究的风气，在大马不是什么新鲜事，结果就是浪费国家公款和资源。

善意提醒处理公款

另一个为学术界诟病的，是政府大学、高教部或科学工艺部的科研经费的申请审核程序弊端。多年前笔者为某首要大学审核一长达近百页、数额高达近百万令吉的研究申请书，被要求在短短3天之内答覆和提交报告书；我后来致信该科研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善意提醒他们应更有效处理这些公款，并以美国科研经费制度为例子，提供一些建议；这封电邮石沉大海，该大学也没再提出审核研究项目的要求。

这些林林总总的财物和行政管理弊端，都反映在U21报告里大马的排名。

在这波环球疫情中、国家财库吃紧的当儿，大马亟需设立一个独立的研究项目专业管理机构，为国家研究基金建构一个良好的治理和监督机制；这可以参考近几年英、美、澳等科技强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对大马的管理机制改革会有借鉴意义。